北上广居大不易，但不妨发挥语言能力。熟练掌握“胸柿炒鸡蛋” “王五井儿” “西日门” “公乳坟儿” “装垫儿台”等北京话八级词汇，再配合葛优瘫与“我小时候揍过大张伟”的口头禅，便可融入帝都中，深藏功与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言，亦有语言文化价值观。今天，活字君和书友们分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老师的文章《乡音难改》，在此文中，唐教授不仅分析了中国七大方言区的分布与形成，并且提出“权威土语”的概念：“在一个语言复杂的环境中，一般是以文化先进的城市为依托，流行一种权威土语，人们都认为讲这个口音最体面。”
“所谓文化认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归属、一个是选择。归属，是水土带给你的，逃不掉。但你是大活人，你可以选择。怎样选择？当然是按照价值观来选择。在主动选择的时候，有时候要告别你的归属，要掩饰你的归属。在方言口音方面，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在心中肯定有个自我评估，评估家乡口音的地位。有些地方来的人要尽量掩饰自己的口音，有些地方来的人要尽量展现自己的口音，这里面有语言文化价值观。”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从地理方面观察，语言的语音、词汇都反映环境的特点，具有生态性、区域性、传播性三大地理特性。
语言内容是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生成的，有原生态的词汇，也有文化交流传播的词汇。在语言中，区域文化含量很大，语音与词汇反映区域文化特点，某人一张口，我们就知道他的地域背景，他的故乡（母文化区）在哪里，是老派人还是新潮人，文化水平如何，等等。有一个北京人，节日时上了，兴奋地说“我上城楼子了！”这是老北京人的说法，不是老北京，不会把叫“城楼子”。
世界上不同的语言有几千种，各种语言都有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在世界各种语言中，中国汉语的生态区域最大，因为区域大，汉语区内又分成不同的方言区。方言的丰富性，谁也比不上汉语。
中国汉语方言的分布大概有7大方言区：官话（北方）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这是讲中国方言地理的时候最常说的几个区。如果稍微细化一点儿，不止这7个区，每一个大区还可以分亚区，数量远远多于7个。
在这幅方言分布地图中，官话（北方）方言占了绝大部分面积，从黑龙江一直到云南都是它的天下，使用人口差不多占汉族人口的四分之三。这样的分布形势，是历史造成的，人口的迁徙、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是其重要的背景。
其他的6大方言多数集中在中国的东南部。这种分布有自然地理基础，东南多山，人的流动性本来就小，再加上一些人文历史原因，造成那里比较细密的方言分布状况。
关于方言的存在，不是个晚近的事情。中国历史这么悠久，而且很早就形成了大地域的国土，所以方言差异的问题很早就出现了。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對戴不勝說：“妳是想有壹位好的國君吧？我來告訴妳吧。有壹位楚國的大夫在這裏，想讓自己的孩子說齊語，那麽是請齊國的老師呢，還是請楚國的老師？”戴不勝說：“請齊國的老師。”孟子說：“壹個齊國老師教他，壹群楚國人在他周圍喧嘩，雖然每天用鞭子逼他講齊語，也是辦不到的。假如帶他到齊國城裏住幾年，雖然每天用鞭子逼他講楚語，也同樣是辦不到的。”）
孟子是用這個學習語言故事講述壹個道理：想要有個好國君，而周圍都是奸臣壞蛋，那國君自己想好，也是不可能的。
故事裏面所說的“齊語”、“楚語”是不同的語言，二者之間存在的當然不會是外語那樣的差別，而只是方言的不同。這是戰國時期在中國存在方言的壹個證明。
關於外語的問題，古人另有記錄。漢代張騫通西域，發現西域人講許多不同的語言，與最遠方來的人講話，需要“重九譯”，意思是中間要坐個翻譯，壹個人翻壹種語言，翻譯接力。這樣的翻譯場面真夠熱鬧的。
想象起來，“重九譯”是很容易出問題的，在這頭說要喝水，壹個個翻譯接力過去，可能就變成洗手了。
中國古人認為，語言亂，是文化不發達的特征。邊陲屬於化外之地，也就是野蠻之地，別說是沒有詩書禮儀，講的話也與鳥獸的聲音沒有太大差別，漢代大學者鄭玄說夷狄人通鳥獸之語。當然，這些看法都是很不對的。
在中國歷史上，漢語的擴展屬於壹種文化傳播現象。而移民是文化傳播最痛快的形式，是地域間文化傳播效率最高的形式，它不需要壹個慢慢的學習過程。特別是，有的移民是集團式的移民，其文化傳播的效率和文化的完整性就更高。
中國方言地理的分布就受到大移民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影響華夏方言（本來在黃河流域）向南傳播的，有三次大移民，即公元4世紀的“永嘉之亂”、8世紀“安史之亂”、12世紀“靖康之難”。當時的社會背景不是“亂”就是“難”，原因都是社會大動蕩。移民使語言的分布向遠方擴展，在南方很遠的地方也出現了北方方言。當然，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關於今天的方言格局的形成，還有其他更多的歷史原因。
歷史上移民的具體過程是復雜的，移民的形式也是多樣的。有的移民的落腳地，集中在壹塊不大的地理區域內，這會造成外來方言的“孤島”。比如杭州壹帶，本來是吳語的世界，靖康之難時，開封的皇帝率領王公大臣壹窩蜂湧進杭州城，改變了杭州城裏的口音。我們現在去杭州，會感到城裏的人講話要比周圍郊區的口音硬壹些。城裏語言有更多的北方因素，這是當年移民文化的遺產。
廣東、福建的客家人，原來也不是當地人，是“客人”，也是北方人以集團的形式移民到了這裏。他們長期駐紮，自成群體，不和當地人混合，漸漸形成那個地方獨立的文化群體，他們的講話與周圍不壹樣。有學者認為他們的某些房屋形式，與當初北方戰亂時代出現的塢壁有些關系，像封閉的小城堡。如果真是這樣，這個歷史淵源就更早了，壹下子到了曹操、劉備的時代。中國很多文化現象確實有久遠的歷史，歷史大移民，是方言分布局面變動的主幹性的原因。
據研究，穩定的行政區劃對於方言的發展起到制約作用。中國人習慣於生活在穩定的行政區劃裏，到今天這個習慣還有。建立穩定的行政區劃，是維持中國社會穩定的重要手段。這種與權力相對應的社會區域性，為文化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外因。人們對於行政區劃的歸屬感與對文化的歸屬感是差不多壹致的，我們常常用政區的名字作為文化區的名字。說山東人與說有山東文化的人是壹樣的意思。長期穩定的行政區劃給人們帶來穩定的文化心態。壹個穩定的行政區劃推動壹個穩定的方言區域的形成。學者們發現，許多方言分區與中級行政區（縣上壹級的政區）大體吻合。
在方言地理中，还有一种稍微复杂的现象，即权威土语（当地人最高看的一种口音），它说明，语言的文化差异不只在语言本身。在一个语言复杂的环境中，一般是以文化先进的城市为依托，流行一种权威土语，人们都认为讲这个口音最体面。
在大都市里，随着都市行政区划归属的变化，时髦的权威土语也会变化。学者考察过上海地区的权威土语的变化。明朝的时候，上海只是一个小城镇，其行政中心在嘉兴，嘉兴话在上海是最时髦的、最体面的口音。到清代，上海归苏州管，于是苏州话变成最体面的。到了现代，上海自成中心，自然，地道的上海话就成了最时髦的话、最权威的土语。权威土语随着行政中心的转移而被重新选择，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移民的情形不同，其变化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有社会威权撑腰的方言会格外受到“待见”（崇尚）。口音竞争靠背后的实力，这完全是人文关系。
这种现象现在有没有？方言分布好像已成定局，那么哪一种声音最体面、最时髦？小品里面东北话时髦，但不一定体面。现在有一种口音又时髦又体面，说不清它是口音，还是香港口音，还是普通国语。明星在媒体露面，大多讲这种口音。不管这些明星是哪儿的人，都能拿捏出那种味道来。社会上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语音能力比男生强），也很善于模仿这种声音。在中国，这种口音与现代化同步而来。
在方言、口音问题上，人不是全然被动的，也会选择。所谓文化认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归属、一个是选择。归属，是水土带给你的，逃不掉。但你是大活人，你可以选择。怎样选择？当然是按照价值观来选择。在主动选择的时候，有时候要告别你的归属，要掩饰你的归属。
在方言口音方面，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在心中肯定有个自我评估，评估家乡口音的地位。有些地方来的人要尽量掩饰自己的口音，有些地方来的人要尽量展现自己的口音，这里面有语言文化价值观。
在崇尚的年代，老，越老的者，就越讲四川话、江西话、湖南话，那种方言令人敬重，很多大都是那样讲话，越大，方言越重。讲普通话反而没有意思。举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口音），在上用方言一念，很有气势，非常。如果用普通话念，是广播员。（可以找人演习一下。）
方言的地位与时代价值观挂钩，方言成为一种符号，一种价值的符号，给人不同的文化感受。香港电影里，土老冒一出场一定是讲北方话、河南话或者山东话，这是香港电影的符号特点。内地人都记得，改革大潮一来，价值变化，广东话来了，然后话来了。
現在，有壹種超越區域文化的東西，叫大眾文化，流行文化，內涵非常寬泛，侵入大部分的空間，占領了大部分景觀。流行文化與語音也有對應。在流行文化裏面出現了壹種口音，很時髦，比如前面說過的明星口音。這類口音是媒體口音，已經沒有地方區域的定位。現代化造成很多區域性、地方性的喪失（placelessness），包括口音。
壹般說來，方言的培育需要有相對封閉的空間環境，但有些方言的形成是融合而成。可以說有兩條路徑。據學者研究（澳大利亞語音學家），在中國的中古時代，契丹人進入北京地區，壹方面，契丹人學習漢語，但另壹方面，又導致漢語口語裏融入契丹發音。後來的清朝滿人進入北京，也有這個特點。北京話就是這樣逐漸形成的。
因為中國的方言差異太大，因此中國有方言字典，比如《潮汕字典》，有不同方言的發音對照。例如我、杯子、走三個詞在普通話與廣東話的發音分別被標註為：
中国需要语音规范，即国家标准的官方口音。据说初期，很多议员来自广东，提出用广东话来做官方的标准口音。孙中山不同意，最后决定用北方的官话作为政府的官方语音。
最后提示一点，方言文化是纯粹的非物质文化，它不可能有物质符号。像饮食、服饰、房屋都可以有物质符号，放一碗豆汁儿，代表北京饮食文化；扎一个白羊肚手巾，是陕北服饰文化，做一个帐篷的模型，是草原文化。但是，能给方言一个物质形状吗？能做出一个小东西代表上海话，再另做出一个小东西代表广东话吗？做不出来。有很多精神文化，无法给它们物质外型。这类文化必须依托在活人身上，死人都不行。这种必须依托在活人身上的精神文化，称作狭义的精神文化。而把所有的衣食住行都包括进来，那就是广义的精神文化。
唐晓峰，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复入北京大学，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之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讲授《地理学思想史》、《中外城市建设史》等课程。著有《人文地理随笔》《文化地理学释义》等。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教授专为青少年读者撰写的中国历史地理入门图书，既有权威性，又深入浅出，通俗易读。全书以历史和地理的双重视角，讲述中国古老和伟大的文明进程。
作者选取文明空间、地域社会、环境人文、乡土风俗、王朝变迁、地图与人等角度，以具体实例解读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的奥妙，并配以近百幅插图、地图，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让孩子在历史中认识华夏大地，在地理上了解中华文明。同时培养孩子用时间+空间的方式认识世界，造就的视角和宏观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