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生在上海仁济医院的一场风波，受到持续关注。一位疑似插队的患者，据称被医生打伤后报警，警方对没有按要求接受传唤的医生采取了一定的警械约束措施。包括医师协会在内的声援者，认为警方不够尊重医生，执法方式简单粗暴。而质疑该医生者，则认为患者被打成轻伤，却不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是“刑不上大夫”。患者是预约就诊，还是插队，这应当是不难证明的事;包括医生的行为有没有造成患者多处骨折，该承担什么责任在内的疑点，目前没有看到详细的解释;医生抓后又放，也不了了之。没有任何一方承担法律责任，每一方却都觉得自己冤。整个事件的舆情朝着偏负面的方向在发展，社会效果不佳。
我们记得，2009年“福建南平医患冲突事件”，村民因术后并发症死亡，家属要求医院赔偿，双方大打出手，多人受伤。经当地政府协调，村民获得赔偿，而医生选择。2014年“湖南湘潭产妇死亡事件”，双方对羊水栓塞造成死亡的理解不一致，对赔偿数额协商不成，演化成旷日持久的矛盾冲突。
在类似的情绪对立案件中，其实并不难区分责任方，但如果有关方面忌惮处理结果会伤害到某一群体的情感，或是迫于压力而选择了“和稀泥”，貌似顾全大局，一团和气，实则是为了早点息事宁人，结果把事实变得模糊不清，责任变得模棱两可，进而使矛盾进一步升级，造成群体撕裂，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原本有理方因为自己的权益没有得到合法维护，会在事件中感到屈辱，加剧不满;原本无理方因为违法没有得到惩罚，会认为自己有法外特权，甚至进一步在中伤害对方。看上去“各打五十大板”，实则“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决不是法治的处理方式。
在一个传统的威权型社会中，“和稀泥”式的处理方式，可以获得最大的边际效应。由于信息传递的封闭和单向，不区分责任，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情绪，风险是可控的，不确定性就是稳定。
但在一个开放的信息社会中，“和稀泥”式的处理方式，则会让双方的负面情绪发酵，再通过自由而流畅的网络发散传递，放大为群体矛盾，不确定性就是不可控的风险。
法治一定是强调事实，区分责任，并且在准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处置，哪怕是针对其中的一方，也是有理有据，以程序的正义展示出来，让人心服口服。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在处置突发性敏感案件时，以迅速、及时、公开、透明为原则，结果服众，堪称典范。而类似仁济医院事件这样的案例，存在给我们展示一个相对负面示范的可能。
中国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的基本准则是“定分止争”。定分，才能止争。如果这种智慧变成了“和稀泥”式的小聪明，那么可能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实则埋下了社会心理层面的负面后果。这种后果如同一个个病灶，一旦有相关热点事件诱发，就会即时发作，形成破坏性的累加效应。既有的规则和秩序会因为“和稀泥”式的处理方式而遭到破坏，而规则一旦被破坏，就会产生“破窗效应”。这是在迈向法治的进程中，不可不防范的。(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